红军第五军团何时更名为第五军，这一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，时至今日，无论是在报刊还是网络中，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依然莫衷一是。有人提及是1935年7月、11月，亦或是1936年1月。

经过核实，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》中记载，1935年7月21日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议，将“中央红军的第1、第3、第5、第9军团”依次更名为“第1、第3、第5、第32军”。具体而言，第1军由林彪担任军长；第3军由彭德怀担任军长；第5军则由董振堂领导；而第32军则由罗炳辉出任军长。至于红四方面军，其第4、第9、第30、第31、第33军的番号则予以保留，未作变动。

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》中同样记载道：“7月21日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议》”，“决议宣布撤销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番号，将其统一更名为军；而红四方面军的各军番号则予以保留。”

显而易见，1935年7月第5军团更名为第5军的事实无可争议。那时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，红一方面军旗下拥有4个军团，而红四方面军下辖5个军。两个方面的直属作战部队，一个以“军团”为称，另一个则以“军”命名，番号级别各异，这无疑不利于统一指挥与作战。因此，统一番号级别，实属必然之举。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后，红军总部首长在电文中均以“第5军”称呼，不再提及“第5军团”的番号。

关于“1935年11月”与“1936年1月”的记载，常见以“1935年11月（或1936年1月），第五军团与第三十三军合并，更名为第五军，董振堂担任军长”的表述。这一说法的由来究竟是什么？

经调查，1935年11月，陈昌浩与徐向前发布了电令，明确指出：“军委命令：为强化军力、交流经验、统一指挥以及节省干部，决定将第5军与第33军合并，组建为新的第5军。董被任命为军长……请立即启动政治动员与准备工作。待黄超到任后，再行实施合并。”（详见红四方面军《战史资料选编》）。据此可知，“1935年11月”是陈昌浩与徐向前下达将第5军（非第5军团）与第33军合并的命令之时间，当时仅要求“进行政治动员和准备”。回顾1935年9月，在张国焘主持的“阿坝会议”之后，黄超于同年10月被任命为第5军政治委员。当陈昌浩与徐向前发出此电令时，黄超尚未正式到职，因此才有“待黄超到后进行合编”的指示。

◆董振堂

原第33军更名为15师，原295团改编为43团，原297团改编为45团；第13师的两个团番号保持不变。”“（六）合编后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统计情况，将另行上报。”（详见红四方面军《战史资料选编》）。从这份电文可以明显看出，“1936年1月”标志着第5军与第33军合并工作的完成，而非第5军团更名的时间点。

首先，尽管更名为第5军，许多官兵仍然习惯性地使用旧称“第5军团”；其次，这样的表述意在指出，与红四方面军一同行动的董振堂部队，原本属于红一方面军建制，因此被视作红一方面军的“第5军团”。

陈昌浩与徐向前所发出的电令中，采用“合编”一词颇具深意。通常情况下，当两个不同番号的部队进行“合编”时，应当赋予新的番号，但此次合编却未改变原有番号，依旧保留“第5军”的名称。对此，为何不采用“编入”或“并入”这样的表述，而是用“第33军编入（并入）第5军”呢？事实上，早在1934年12月，红8军团就已 precedent 了一次“编入”红5军团的案例。结合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错综复杂的局势，若采用“编入”或“并入”，可能会给第33军带来被“吞并”或“火并”的误解，这对两军团结无益。个人认为，现在描述此次“合编”事件，用“1936年1月，第33军编入第5军”的说法，更能准确地反映历史事实。